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
出版时间：2004
丛编项：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经济学系列
内容简介
　　本书以广阔的研究视角探索了经济增长的各种决定因素，不仅有经济因素，而且有政治因素。通过对大量跨国数据的分析，巴罗证实了三个基本结论：跨国数据支持条件收敛；民主和增长之间具有某种非线性关系；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再高通货膨胀率情况下比较明显，但在低通货膨胀率情况下却不确定。尽管本书是经济增长领域的专著，但第一章的文献综述已经让读者领略到了经济增长思想发展的脉络，而且理解书中的绝大多数的内容并不需要高深的增长理论基础。本书由三项完整、详细、标准的经验研究组成，向已经掌握中级计量工具的读者提供了经验研究的典范。细心的读者不但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到巴罗在经验研究方面的巧妙，而且更可能从广阔的研究视角中激发新的研究灵感。精彩片段：“经济学系列”策划人语经济学到了20世纪才真正进入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在20世纪，经济学第一次有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体系。这个体系包容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个主要的领域。经济学家们在这两个主要的领域不断地深耕密植，使得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日益精细完美。经济学家们还在微观和宏观这两个主干之上发展出了许多经济学的分支，比如国际经济学、公共财政、劳动经济学等等。体系的确立奠定了经济学的范式，细致的分工带来了专业化的收益。这正是经济学能够以加速度迅猛发展的原因。走进经济学的神殿，人们不禁生出高山仰止的感慨。年轻的学子顿时会感到英雄气短，在这个美仑美奂的殿堂里做一名工匠，付出自己一生的辛勤努力，哪怕只是为了完成窗棂上的雕花都是值得的。然而，21世纪悄然降临。经济学工匠向窗外望去，发现在更高的山冈上，已经矗立起一座更加富丽堂皇的神殿的脚手架。我们的选择在于：是继续在20世纪的经济学殿堂里雕梁画栋，还是到21世纪经济学的工地上添砖加瓦。斯蒂格利茨教授，这位21世纪的首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经济学的又一个世纪》。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20世纪的经济学患了“精神分裂症”，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脱节，这种脱节既表现为研究方法上的难以沟通，又反映出二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对立。21世纪将是经济学分久必合的时代。一方面，宏观经济学正在寻找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也正在试图从微观个体的行为推演出总量上的含义。这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风气转变也值得我们注意。斯蒂格利茨教授曾经讲到，以下两种主张都无法正确估计市场经济的长期活力：一种是凯恩斯式的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没落的悲观思想；另一种是里根经济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盲目乐观。我们已经接近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哲学，它将为我们的时代指引方向。21世纪的经济学将从纸上谈兵转变为研究真实世界中的现象。炉火纯青的分析方法和对现实世界的敏锐感觉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所在。“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所翻译的主要是处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经济学著作。这些著作在学术的演进过程中起到的更多是传承的作用。它们是20世纪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也是21世纪经济学的开路先锋。这些著作的作者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不仅是当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而且是最好的导师。他们善于传授知识，善于开拓新的前沿，更善于指引遥远的旷野中的方向。如果不惮“以偏概全”的指责，我们可以大致举出21世纪经济学的若干演进方向：博弈论将几乎全面地改写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将日益动态化；政治经济分析尝试用经济学的逻辑对复杂的政策决策过程有一个清晰的把握；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将“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平等、道德等伦理学的讨论也将重新进入经济学。介绍这些著作并不仅仅是为了追踪国外经济学的前沿。追赶者易于蜕变成追随者，盲目的追随易于失去自己的方向。经济学是济世之学，它必将回归于现实。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更有可能做出突破性的创新，坚持终极关怀的学者更有可能成长为一代宗师。中国正在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国人经济发展也到了关键的阶段。我们推出这套丛书，并不是出于赶超的豪言或是追星的时髦。我们的立足点是，在世纪之交，经济学的发展也正处于一个关键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思想最为活跃，最为开放。这恰恰契合了中国的当前境况。我们借鉴的不仅仅是别人已经成型的理论，我们想要从中体会的正是这种思想的活跃和开放。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以及留学海外的许多专家、学者参与了这套译丛的推荐、翻译工作。这套译丛的选题是开放式的，我们真诚地欢迎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在关注这套丛书的同时，能给予它更多的支持，把优秀的经济学学术著作推荐给我们。译者序巴罗（RobertJ.Barro）教授是哈佛大学瓦戈纳经济学讲座教授，被经济学界公认为是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领域的一颗耀眼之星，他对增长的研究已经从最初的经济因素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如民主、宗教等领域。初读本书，我最强烈的感觉是应该更早的把这本书介绍给国内经济学界和改革者。不过，对于中国的改革进程而言，这本姗姗来迟的中译本并不迟。中国的改革从经济体制入手，逐步推进市场化进程。市场自由的扩大必然会对政治体制提出相应的要求。这正好印证了1835年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Tocqueville）的思想：私有组织对民主自由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中国政府改革的目光已经越来越多地投向政治领域。如何推进民主才能有利于经济增长？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一直认为民主对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读过本书，我们可能会对巴罗的研究结果感到惊讶，却又觉得完全合理。因此，对于中国今后的改革而言，本书至少向我们揭示了大量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民主化时机的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经验教训。本书的行文深入浅出，不同背景的读者都能从书中获益。对于经济学专业学生而言，本书是用计量手段来研究经济问题的最佳典范，它向读者展示了标准的经验研究应当如何进行。书中一些结论虽然让人回味无穷，但巴罗教授对问题的分析过程、对相关技术手段的权衡和对工具变量的寻找过程更令读者获益匪浅。对于专业经济学家而言，他们固然能从中获得专业偏好的满足，但书中广阔的研究视角和游刃有余的分析更可能触动他们的研究灵感。对于其他感兴趣的人（如中国改革的领导者和实践者），书中的研究结论会让他们重新审视政治、民主、宗教和通货膨胀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书的翻译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南京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沈坤荣教授是经济增长和计量领域的专家，几年来，我在增长和计量方面的知识均得益于他的教诲。这次他在百忙之中抽空审读译稿，使译文更加准确，在此深表感谢。其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马学亮主任的热情帮助和辛勤劳动，他的工作为中译本增添不少亮色。感谢南京大学的刘建森博士，他对译文提出了很多不可忽视的意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陈海威博士的热情帮助。书中错漏之处难免，恳请读者指正。李剑于南京莫愁湖2004年5月前言理论界对增长理论及增长经验研究的兴趣复燃，至今已十年有余。最初，令人振奋的研究集中在内生增长理论上。在这些理论中，长期增长率由政府政策和其他几种力量决定。除了资本的概念被扩大以包含人的因素和溢出效应（Romer，1986；Lucas，1988；Rebelo，1991）以外，最初的模型都是标准化模型。在这些模型中，尽管增长率和投资率可能并不是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al），但递减收益消失了，资本积累可以无限制的支撑增长。后来的研究认为，从长期看，创新导致的技术进步才是避免收益递减的惟一途径。在这些模型中，以创新为目的的行为取决于垄断利润前景，这种前景能刺激私人去完成昂贵的研究活动（Romer，1990；AghionandHowitt，1992；GrossmanandHelpman，1991，chaps.3，4）。此外，均衡不需要是帕累托最优；一些政策含义也非常引人注目，特别是对基础研究的补贴。尽管出现了这些突破，但近来对跨国、跨地区增长的经验研究工作并没有从这些新增长理论中获得它们的主要灵感。相反，标准的应用框架更多地来自早期的新古典模型，研究者通过拓展新古典模型来考虑政府政策（包括为维护产权和自由市场而进行的制度选择）、人力资本积累、生育决策以及技术扩散；特别是新古典模型的核心思想（条件收敛）获得了强大的数据事实支持：如果政府政策、人力资本初始水平及其他决定因素保持不变，越穷的国家人均项增长得越快。为什么整个世界能够在长期中增长，尤其是那些处于技术前沿上的经济体？要理解这个问题，基础技术变迁理论就显得非常重要。但这些理论与经济体之间相对增长率的决定（即跨国或跨地区统计分析中研究的关系）联系甚少。内生增长理论的永恒贡献之一就是激发了经验研究工作，但经验研究工作却证实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解释力。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第一篇论文（第1章）从新旧增长理论的概览开始。随后，从新古典模型的拓展模型中引出一个体现条件收敛思想的经验研究框架。在这个模型中，增长率取决于初始产出水平y和它的目标位置y*之间的关系。目标位置y*取决于政府政策以及关于储蓄、工作努力、出生率等家庭行为。假设y*的决定因素不变，那么增长率就和y的变化相反（条件收敛效应）。假设y不变，那么增长率就随着y*的增加：如改善产权状况，降低税率：而增加。此外，一个更高的人力资本初始水平会提高y向y*的收敛速度。从将近10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中得出的经验结论强烈支持条件收敛这个一般性概念。假设真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初始水平不变，较高的初始教育水平、较高的寿命预期值、较低的人口出生率、较低的政府消费、更好的法治维护、较低的通货膨胀、贸易条件的改善都会促进增长率的提高。假定这些变量以及其他一些变量的值不变，那么增长率就和真实人均GDP的初始水平负相关。第二篇论文（第2章）详细论述了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相互影响。民主程度（由选举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来衡量）并没有成为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但却有一些事实表明它们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在低水平的政治权利状况下，权利的扩大会刺激经济增长。然而，一旦达到适度的民主程度，权利的进一步扩大会阻碍增长。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极端专制的状况下，政治权利的增加会促进增长，因为这时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是紧迫和必需的；然而，在已经获得某种程度的政治权利的国家，进一步的民主化可能会阻碍增长，这是由于对社会项目和收入再分配的过度关注而导致的。同民主对增长的微弱影响形成对照的是，繁荣和民主参与倾向之间具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利普赛特假设（Lipset，1959）。各种对生活水准的测度：真实人均GDP、寿命预期、男女教育程度差异的减小：都能用来预测民主程度。所考虑的其他影响因素还包括城市化、自然资源、国家大小、不平等性、殖民历史以及宗教信仰。最后一篇论文（第3章）详细论述了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基本结论是较高的通货膨胀通常伴随着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而且，这种高通货膨胀对经济产出的负面效应在量上也非常重要。在通货膨胀率每年超过15％～20％的情况下，这种负面效应表现得比较明显，然而，对于比较适度的通货膨胀率水平来说，这种负面效应却无法在统计上分析出来。不过，无论哪种情况，都没有迹象表明通货膨胀和增长之间有正相关关系。文中的分析同样表明统计分析出来的因果方向是从通货膨胀到增长，而非相反。
目录
第1章　经济增长和经济收敛
1．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
2．跨国增长的分析框架
3．跨国增长的经验结论
4．跨国回归和国家固定影响
5．增长预测　　第2章　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相互影响　　1．理论分析
2．民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民主的决定框架
4．民主的回归结果
5．民主的长期预测
6．结论　　第3章　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
1．通货膨胀的经验数据
2．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初步结论
3．通货膨胀的内生性
4．关于通货膨胀的结论　　结　语　　参考文献　　索　　引
作者简介：
罗伯特·J·巴罗于1965年获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学士学位，197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成为美国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员，1988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院士，1998年被推选为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他先后在多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所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目前他是哈佛大学瓦戈纳（Robert C. Waggoner）经济学讲座教授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